他是哈佛畢業的中國高材生，年薪百萬美元的世界頂級銀行總裁，而如今他卻沾上艾滋病，在中國的農村「淪落」到一無所有……

27歲前，他是功成名就的華爾街投行副總裁，他的大幅照片被掛在法國巴黎銀行總部的大堂里。

　　27歲之後，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河南鄉下，相處時間最久的是患有艾滋病家庭的孩子，沒有了高高在上的榮耀與權位，卻背負上了兩萬個患有艾滋病孤兒的重擔。

　　他，就是杜聰。

　　1998年，他成立了智行基金會，用自己人生前三十年的所有積蓄和籌資，深入中國各地的艾滋村救助可憐的艾滋孤兒。

　　第一年127人得到救助，第二年400人，漸漸地，總計資助資金達到2億元，救助了近2萬名的中國農村艾滋遺孤。

　　二十年來，他四處奔走籌集善款。每年都要在高校、公益組織，和企業間進行四五十場的演講。

　　他幽默地評價自己辭職之後的變化，「比以前更忙，一文不掙，全年無休。」

　　有很多人問他，放棄華爾街年薪百萬美金的工作，從雲端跌入谷底，就只為了那些素不相識的孩子，值得嗎？

　　他回答，值得。

　　他現在正在做的事情，是改變世界，幫助更多的艾滋孤兒擺脫人生的深淵，用自己的雙手和渺小的力量，為他們打造一個黃金時代。

　　就像他曾經在微博上說道的那樣，「你所處的時代，有什麼特別看不順眼的，你去儘力把它改變，那也就接近黃金時代了。」

杜聰出生於香港，14歲跟隨父母從香港移民到舊金山。

　　那個時候艾滋病剛爆發。每天頭版的新聞都在說，有一個莫名其妙的怪病，有很多人莫名其妙地死亡。

　　那個時候人心惶惶，後來在杜聰就讀的高中，一個他很喜歡的老師因為艾滋病去世了。也正是因為這樣，杜聰在美國的十幾年中一直都在關注著艾滋病，也一直在為艾滋病做志願者。

　　剛到美國時，他受盡了各種種族歧視、地域歧視，可不甘落後的他卻一路開掛，用優異的學習成績讓所有瞧不起他的人乖乖地閉上了嘴巴：

　　本科畢業於美國常春藤八校之一的哥倫比亞大學，碩士畢業於世界頂尖學府哈佛大學。

　　27歲，杜聰成為了瑞士某銀行駐香港聯席董事；29歲成為法國投資銀行副總裁。

　　那個時候的他過著雲端之上的高級生活，與洛克菲勒的曾孫女喝下午茶，受白先勇之邀和林青霞一起聽崑曲，事業得到李兆基和柯林頓的支持，他的大頭照片被掛在法國國家巴黎銀行總部大堂的牆上。

　　他是功成名就的金融俊秀，也是別人羨慕的天之驕子，90年代年薪就已高達百萬美金。

　　那個時候，他的理想是成為華爾街最出色的銀行家，對於他來說，一切都是那麼地觸手可及。

　　然而在1996年，他卻突然做了一個選擇，也正是這個選擇讓他徹底走上了一條「不歸路」，距離自己理想也越來越遠……

一個改變一生的決定

1995年，杜聰被調職香港，因為工作的關係，他經常要到各種地方去做調研。1996年他被民間防艾第一人——高耀潔帶到了河南「艾滋村」，就是那個有著好多艾滋病人的地方。

他跟著高耀潔一連走訪了好幾個村子，有的村子幾乎家家都有艾滋病病人，「我從未遇到一個小小的地方，竟有這樣大的苦難，一戶人家老中青三代受到，『貧困』、『病』、『歧視』的三重打擊。」杜聰回憶當時的情景說。

而他們之所以得艾滋病，僅僅是因為貧窮。因為常常吃不起飯，於是這些貧困農民就去賣血補貼家用。可很多血站非法經營，共用針頭，甚至在提取血漿后，把被污染過的血液注回賣血者體內，導致許多農民感染艾滋病病毒。

可他們哪裡能買得起藥物來治療啊？只能在陰暗潮濕的房子里毫無尊嚴的等死，那裡的很多孩子也因此成了孤兒。而這些艾滋孤兒的命運更為悲慘，有的孩子從出生就攜帶艾滋病毒，還未長大便夭折在母親的懷裡。有的人將親人逝去的怨恨轉移到孩子的身上，他們小小年紀就被冠上了不祥的名頭。

在一戶農家，杜聰看到一位奶奶抱著兩個孫子，小哥倆骨瘦如柴，都感染了艾滋，孩子的父母因艾滋病去世。奶奶告訴杜聰，「等我兩個孩子都走了，我也該走了。」

他看到一個學前班的小女孩，畫了連環畫，畫上，她對躺在病床的媽媽說：「媽媽，不如你賣了我吧，賣了我，就有錢買葯來治你的病了。」緊接著的另一幅畫中，她又說：「媽媽，不要緊的，等我長大以後我會回來找你的……」

他看到一個婦女，坐在床上無助的哭泣，床下鋪了幾個麻袋幾件破衣服，上面躺著骨瘦如柴患病的孩子，等待著他的只有死亡。

目睹這人間慘境，杜聰和同行者無不悲痛落淚，離開農村前的那個晚上，杜聰輾轉反側徹夜難眠。就在那個晚上，杜聰做出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重要決定：辭職做慈善。

得知兒子的決定之後，杜聰母親的反應尤為激烈，「我供你讀哈佛，不是讓你出來做義工的。」杜聰卻告訴母親說，「這個世界少了一個銀行家不會死的，但是如果我不做，那些孩子怎麼辦？」杜聰不顧家人的反對，回到香港之後立即就成立了「智行基金會」。

我是兩萬個孩子的爸爸。

「有個男孩的身影，這麼多年過去了，我始終都沒有忘記過。」今年49歲的杜聰，想起2005年夏天裡一個下雨的傍晚，電閃雷鳴中，一個七八歲的男孩披著蓑衣出現在縣城辦公室門口。「他本身很矮、很小，但是被蓑衣撐得好像很大。」他在滂沱的大雨中走了十幾里路，只為過來詢問「抗病毒藥物該怎麼服用」。他是一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孤兒。

「一個孩子，為了能夠活下來，只要有一絲的希望，他都會付出所有的努力，不會放棄。」杜聰說，這也是他這麼多年來堅持下去的「動力」，為了給孩子那「一絲」希望。

當時，艾滋病仍被視為禁區，杜聰不得不像「打游擊」一樣去農家走訪，運用私人關係低調籌資。

杜聰第一次到農村做家訪的時候，敲那戶人家的門，很久都沒有人出來。當時就準備放棄了。突然間，他們的鄰居說，回來了回來了。我看到的是一個很瘦的小孩，推著一個木頭車，上面坐著一個大人。一條很顛簸、很爛的泥路，慢慢往這邊走。那個時候，剛好夕陽照到他們的臉上，那一幕至今還印在杜聰腦子裡。後來杜聰才知道，坐在車上的是父親，他感染了艾滋病。

一位病危的母親，拉著杜聰的手乞求，「我不行了，希望你能照顧我的孩子，拜託你了，如果有人願意資助我孩子讀書，那我就死得安心了。」杜聰也拉著對方的手保證：「你放心我會照顧你的孩子，讓他讀書！」

智行資助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上學，人數從第一學期的127個，很快增加到近400個，他從不預定名額，每到一個村，凡是符合資助條件的家庭，每家都幫。從河南到安徽、山東，廣東4省7縣24村，資助患病小孩超過2萬人，其中有2500多名考上了大學，還有不少是名牌大學，交通大學的，北京大學的，還有的去了美國念書。

2005年開始，基金會組織暑期夏令營，並開展大學生暑期回鄉探訪的工作。「當這些大學生回到和他們遭遇相似的艾滋遺孤家庭時，他們對孩子們現身說法，對孩子們的鼓勵作用，比我們還管用。」當然，並不是每一個孩子都能夠適應去上學讀書，杜聰就會資助這些孩子去技校里學習手藝，因此他也培養了很多頂尖的麵包師傅。

為了幫助孩子們走出艾滋病的巨大陰影，杜聰和智行基金會的小夥伴發起了藝術療傷項目，通過畫畫、唱歌、舞蹈、戲劇等方式幫助孩子建立自信。他每年都會組織夏令營活動，帶著這些農村、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去北京、上海、香港這些大城市走一走看一看。每次跟孩子們合照時，他就大聲喊道：「杜聰肥不肥？」孩子們咧嘴笑道：「肥！」

在現實中，人們對艾滋病的歧視依然存在。夏令營的孩子曾遭到工作人員的白眼，一家餐廳的老闆直接拒絕他們用餐。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醫學生在微博吐槽，儘管明知不會傳染，接診艾滋病患者后，帶教老師還是讓他們趕緊洗手，他也只能把自己的秘密藏得更深。

他說，在過去的20年裡，醫療水平獲得了長足的進步，如果今天人們不幸感染了艾滋病，用藥物治療實現生命延長已經能達到很好的療效了，現代科技已經給了生命以希望，然而當下社會卻給不了這些孩子打開鐐銬的鑰匙。「我也有各種被歧視的地方，社會不可能一下子改變，不只是艾滋病患者，丑、窮、胖、矮、同性戀，每個人都有被歧視的點，勇於面對不代表不被歧視，而是不被別人的歧視傷害。」

他每天抽時間和孩子在QQ、微信上互動，幫助選專業，幫忙介紹實習機會，甚至傳授戀愛心得，為孩子「樹立一個正向的長輩形象」。杜聰讓艾滋遺孤有了全新的人生，可他自己的人生卻戛然而止了，直到現在，他也沒有結婚，也沒有孩子，可他毫不在意，他笑著說，他擁有了20000個孩子。杜聰甚至作為證婚人、「叔叔」、「爸爸」，參加了不少智行孩子的婚禮。「對一個沒有親生孩子的人來說，能不斷地嫁女和娶媳婦，是福氣。當然，我寧願把福氣還給他們的親生父母。」

他常在微博上「曬幸福」：他曾擔心活不下來的孩子學了中醫，還監督他控制血糖；以前吃不飽飯的孩子學會了烤麵包，還在世界級的麵包比賽獲了獎；上不起學的孩子畢業后回到家鄉貸款創業，幫扶受艾滋病影響的老鄉……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。或許，這才是真正的慈善。